数据孤岛表面是制度问题,实际是利益问题

2019-07-11 14:42 来源:经济观察报

贵州省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景亚萍最近发现一个新现象,之前是大数据局向别的部门要数据,现在变成了其它部门向大数据局要数据,单单国土部门就提出想要其他十二个部门的数据。

2012年,住建部正式启动智慧城市试点,经过这几年的建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大国。贵州、重庆、福建、广东、吉林、广西等8省市在机构改革方案中,均明确提出组建专门机构。先后有19个省市成立大数据局,智慧城市步伐显著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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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孤岛表面是制度问题,实际是利益问题

几乎所有的智慧城市建设者,都面临一个相同的困惑——大数据失联。

数据化被认为是智慧城市的基础,理想化的图景是这样的:通过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互联互通,实现数据分析和数据决策。但是在掌握数据占比最大的政府部门一方,互联互通往往遭遇行政壁垒,形成数据孤岛。这个老大难问题,长期阻碍着智慧城市建设进程。

不过,经过多年摸索,一些实践者发现:城市数据化不一定非要实现数据的物理集中,互联互通存在其他方法:给数据孤岛架桥。

数据搬家并不必要

12月28日,商务部对四个试点城市的重要产品溯源体系建设做出最终评价,厦门力压上海获得第一。

厦门市经济与信息化局总工程师童平平认为,产品溯源体系建设涉及农业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生物质监部门等多部门的数据,厦门之所以获得第一,不是说各部门数据互联互通的程度更高,而是互联互通的方法更方便省力。

“各委办部门的职能没有重新划归,行政命令可以实现数据的一时共享,但是实现不了后续的更新,这样建立起来的溯源体系不能够持续。”童平平表示。

这种方式一般被称为“数据搬家”,即将数据进行物理集中,这是地方政府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最常用的办法。

数据搬家的实现并不容易,各个委办部门的不愿意交出数据的原因非常之多。2003年,厦门着手建立四大基础数据库,企图将各委办局的数据集中到信息中心统一管理,就遇到了数据孤岛的难题。童平平介绍,当时,公安、房管、社保等掌握敏感信息的部门就不愿意将数据共享,数据物理集中的范围有限。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认为,数据孤岛表面上看就是制度问题,实际上是利益问题。

利益问题在体制机制不改变的前提下,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同时,数据搬家之后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

首先,数据的过度集中会产生数据安全问题,数据副本越多,泄漏的可能性就越大。

其次,数据集中会造成巨大的数据交换量,效率降低,也不能保证数据的及时更新,数据质量收到影响。“我只要数据中的两个要素,你给了我全部十个要素,我自己还要重新再去筛选,增加了工作量,效率也不高。”回首当初,童平平表示,给数据搬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教训,厦门摸索出来的方法是给数据架桥。

比如,厦门市积分入学需要市民的住房数据作为判分依据,教育局想分享房管部门的数据,房管部门担心数据泄漏不愿意交出数据。

作为协调部门,厦门市经信局找到了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法——市民在入学积分系统中自行登记房屋信息,教育部门将这些信息提交到房管部门,后者负责审核信息的真实性。数据没有搬家,但是实现了交换和共享。

这种方法被郭劲军形象地称之为“给数据搭桥”,搭的是一座立交桥,这是厦门市政务数据安全畅通流动的枢纽。

系统是关键

技术出身的郭劲军,对厦门市的政务数据联通历程如数家珍,他形容为“十年磨一剑”。

从2003年厦门建设基础数据库开始,郭劲军就和各个委办局打交道,提供全链条服务。比如,每年和教育部门商量最新的入学积分规则,以便市民对自动生成的积分有更好的理解。

事实上,除了提供数据共享服务的第三方服务公司之外,支撑厦门市数据化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厦门市经信局下属一个编制90人、全额拨款的信息中心,专门负责厦门市的信息资源共享和交换。在实践中,童平平发现,很多时候信息化手段解决不了的数据联通问题,都是需要跨部门协同的问题。

“信息中心的定位很清楚,是助力而不是拆台。”童平平说,厦门市信息中心在没有打破任何原有体制的前提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数据共享原则和标准,形成了一个跨部门的协同共享平台。

经信局在数据共享的过程中承担规划、指导、立项、经费管理和项目验收职能,信息中心负责网络设施的购买、建设、运维,所有的数据共享都在共享协同平台上完成,部门与部门私下数据拷贝的方式被严令禁止。

目前,厦门陆续启动的市民、法人、空间、信用、交通、证照库6个资源库,汇聚了来自70个部门的8.7亿条数据。同时,共享协同平台自2012年上线运行以来,共接入了67个单位(含6个区)的数据。

可以说,数据化背后的跨部门共享体系,是厦门的大数据能够搭桥成功的前提。

贵州省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景亚萍发现,因为各委办部门数据库的分散建设,导致数据标准不一,缺乏数据治理的科学方法,很多部门不知道怎么共享数据,也不知道共享了数据之后怎么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特别强调数据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他认为必须有人来定义好系统、数据建设目标和数据建设方法,这是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必要条件。

使用才是目的

有一件事让童平平很自豪。厦门市的统一政务平台“i厦门”中有一个随手拍应用,一个外地游客买早餐多花了5毛钱,认为受到了欺诈,上传了照片。系统在五分钟之内发现问题,12345政务热线通过商务部门和早餐集团联系到早餐店,核实问题,发现摊主少找5毛钱属实,随即联系游客退还了五毛钱。一场关乎城市形象的危机时间成功解除。

作为数据应用使用者来说,只需要知道我要办什么事,并不需要知道达成这个事需要哪些部门来协调,这是大数据促使厦门城市治理理念发生的最大改变。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厦门的大数据建设者们就意识到了需求驱动的重要性,为了需求而搭桥。需求解决得越多,道路变得越通畅,反过来,又促进需求更快地解决。

这样的例子在厦门很多。比如社保卡换证产生了照片的需求,促使公安与社保部门实现数据共享;积分入学的网上申报,促使教育与房管部门的数据共享;网约车司机的资格审核,促使交通与公安、卫计部门的数据共享……“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把需求搞明白!”郭劲军说,数据化或者智慧城市本身是一个技术手段,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如果把数据的互联互通做好,每一级政府的工作效率都将提高一倍。

与此同时,城市政府的各委办部门,也会在数据共享中尝到甜头,对大数据部门提出比互联互通更高的要求。这样,建设智慧城市,就有了清晰的路径。

责任编辑:潘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