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区、县级智慧警务的发展现状与市场机遇

2021-02-08 09:11 来源:智安物联网 作者:缙霄

公安情报信息,为涉及、反映公安活动和社会政治稳定、治安局势发展变化的各种消息、情况、声像、资料、统计数据的总和。具体包括社情民意、刑事犯罪动向及其规律、治安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类不安定因素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对策等各方面的情况。

伴随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的广泛使用,使得信息传播速度以光速甚至超光速传播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更大的难度,社会条件与环境变化犯罪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形态。

现代科技背景下的公安情报对新犯罪形态的犯罪防控也有别于传统情报理论、分析方法和技术。伴随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恰为智慧警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基础。

智慧警务发展建设不妨摸着欧美过河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相对匮乏的警务资源和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之间出现的“需求鸿沟”日渐明显。

据相关数据显示,这一时期英国的犯罪快速增长期,犯罪总量翻了近一倍,由1982年的260万起增加到1992年的540万起。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度也随之大幅下降。1982年36%的公众认为警察表现“非常好”,到了1992年,该指标已降至21 %。

现实的压力,促使欧美各国同步开展新型警务模式研究。1994年,纽约警察局局长威廉·J·布莱顿倡导利用信息技术,整合警务信息资源,实施信息主导警务战略,其利用计算机统计科学建立了档案管理系统,为纽约的76个派出所指挥官和部门最高管理层的改革,同时也为地方警官、指挥和市政提供犯罪记录等资料,提高预警发现、精确打击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实施情报信息化警务模式。信息主导警务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犯罪国际化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当时的非常有效警务战略。

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快了警务变革的速度。2011年,乔治·莫勒和从事犯罪学研究的杰弗里·布兰廷汉姆一起开发了一款犯罪预报系统。该系统参照了预测地震余震的程序模式,把美国圣克鲁斯市八年来的犯罪记录输入到了程序中。并且增加如天气状况、交通路线以及人口信息等其他方面数据,以便进行犯罪预测,在利用大数据预测软件后的一年时间里,圣克鲁斯市的盗窃案件下降了11%。偷车案下降了8%,警方破案率提高了56%。

当前,许多国家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公安情报研究来预测警务,情报主导警务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次警务革命。

我国智慧警务的建设与缺失

一方面,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警务装备生产国,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多位安防巨头角逐其中;而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十八大以来相关政策、资源纷纷向公安部门倾斜,但下沉情况依旧不容乐观。仅以警务航空队为例,当前我国仅有约三分之二的省份建立,又何谈进一步下沉到二、三线城市,乃至区、县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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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区、县级智慧警务的发展现状与市场机遇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公安核心任务复杂且多样,同时各业务需要涉及到多种警种的合成作战才能完成,所以智慧警务建设必然是要围绕“警种、业务、数据”三合成的思路,形成业务上要关联、数据上要碰撞、警种间要协同的局面,这对公安警务实战系统的建设内容、应用模式又提出了全新的考验。

就当下县级以下区域智慧警务的现状来说,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主要产生过以下问题:

其一、视频“看不清”,通信“全靠吼”

视频“看不清”,通信“全靠吼”这一问题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和指挥作战平台建设不完全的锅。

当下部分县级地区指挥作战平台展示内容不够丰富,警务实战应用切合度不足。现有指挥作战平台,基于警用PGIS地图尚未完成深度开发,围绕指挥调度的各类辅助数据展现不够直观且要素单一。

目前通过对讲机的GPS定位、路面监控接入,仅能做到对警情、警力以及接处警过程可视指挥,但是在重点人员触网、警员状态、核心业务数据实时统计等作战参谋数据的可视方面还远远不够。整个指挥调度仍然停留在看着现场画面,喊对讲机的初级阶段,甚至有部分地区受制于监控设备安装时限的问题,清楚地看清现场画面都成为一种奢望。

其二、数据的“孤岛”与“忽视”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数据资源整合力度不强,以数据研判为核心的情报挖掘深度不够。

目前县级公安部门在数据采集基本停留在视频图像数据和MAC采集的基础层面。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角度来看,数据类型单一,诸如社区门禁出入、医院外伤就诊、铁路班车等非视频数据的采集被忽略,但这些非视频数据都是公安机关进行“人车管控”大数据分析的重要基础数据。

再加上没有形成由各单位、各警种共同进行数据采集录入和分析使用的“数据池”,最终制约了各单位运用核心数据去指导核心业务开展的能力,无法做到运用大数据进行深度的数据研判和情报挖掘。

“下沉区”智慧警务建设的展望与机遇

从规模来看,当下中国共计有用县级地区1305个,共占全国总面积45.8%,且这一数字在不断提升。

从市场角度来说,当下县级区域归属于“下沉市场”,其消费结构性升级显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经济结构也早已进入消费驱动发展阶段。根据数据显示,在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80%。而下沉市场是我国人口基数最大、面积最大、潜力最大的市场之一,因此,下沉市场爆发对我国整体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形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源头活水。

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地方财政收入的提升,也意味着各类突发事件数量的不断增长,结合当下我国人君警察数量不如部分非洲国家的大背景便不难发现,在此情况下由“治”到“智”的转变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大力引进先进技术,推动“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工作,推进科技强警工程,按下了由传统警务向智慧警务发展的“加速键”,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政务服务平台或App注册用户数已达4.5亿人,上线9800余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累计办理业务21亿笔;通过开展“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平均减少企业群众办事跑动量约53%,压缩办事时间约44%。

换言之,传统的社区警务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的需求。另据智安物联网推算,2020年中国安防市场增长3.02%,其中软件及平台系统需求增长10.18%,而在智慧警务的助推下公安部门无疑是推动这一需求的重大力量。

责任编辑:潘一大